这年秋天，在一片锣鼓声中，庄坪人民公社成立了，姚乡长成了第一届管理委员会主任。石蛙溪农业社成了庄坪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，沿溪分布的六个自然村被分成六个生产队，陶秉坤所在的陶家湾上湾，为第四生产队。成了公社社员的陶秉坤忧心忡忡。公社成立之后，原农业社的一切公有财产都交给了公社，社员的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的竹木也都归公社所有，只有菜园和养的鸡鸭，暂时还是自己的。
姚主任来到石蛙溪，帮助新上任的大队支书陶有富召开全大队的社员会议。会议开始时，领导还未讲话，陶秉坤就磕磕烟竿从人群中站起来说：“姚主任，你我是老熟人了，我心里有话就不藏起发霉，照直讲，要得么？”姚主任笑容可掬：“你讲你讲。”陶秉坤说：“公社把什么东西都收走了，这日子如何过？”姚主任两眼放光：“告诉大家吧，我们马上要办公共食堂，一个生产队办一个，实行粮食供给制，即全体社员，不管你家里有几个劳力，都按人口免费供粮，一句话，吃饭不要钱！”陶秉坤马上问：“这公共食堂，做不做事都有得饭吃？”姚主任肯定地点头：“这就是公社的优越性呵，像您这么大年纪，在家歇着一样有饭吃，还有，你这个食堂缺什么菜，少什么粮，还可以到别的食堂无偿调拨。”陶秉坤连连摇头：“这么敞开吃，三个月后就会饿肚皮！”
陶秉坤生怕公社把秋莲养的那口猪抓去充公，逼着秋莲把它杀了。那猪刚长成架子，正要上膘，杀了可惜，秋莲舍不得，陶秉坤说：“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杀几斤得几斤，要被别人‘共产’共走了，只怕猪鬃都拔不到一根！”猪杀了之后，向来节俭小器的陶秉坤让全家敞开肚子吃了几顿饱肉，弄得福生二姣两口子坏了肠胃，一连屙了三天稀巴巴。虽然已经分家，可在这个屋顶下，一切还是陶秉坤说了算。猪肉大部分卖掉，小部分腌在坛子里，还特意给禄生一家送了一挂去。猪栏空下来之后，陶秉坤也不让秋莲去捉猪崽，说如今不是养猪的时候，没事你就多做点针线活吧。
人民公社果真有气魄，公共食堂说办就办起来了，每人每月发九十张餐票，按时就餐，所有社员不准私自开伙。公社还组织了许多检查小组到处乱窜，一发现谁家冒烟，就砸锅毁灶，没收屋里的所有粮食蔬菜。石蛙溪大队第四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建在陶家院子旁，匆匆搭起的一个屋架，一头是仓库，一头是伙房，人们把整幢房子称作队屋。队屋旁有一棵歪歪扭扭的香樟，树上吊了从公社领来的半截钢管作钟用，出工和开餐，都敲钢管通知。陶秉坤家离队屋较远，隔道山嘴，但那嘹亮激越的钟声迂回而来，总能准确无误地绕到他家屋檐下。玉山被推举为生产队长，所以那钟声大多是老二亲手制造出来的，可能新官上任心劲足的缘故，他敲得特别重。其实若是开餐，根本无须敲，往往饭还未熟，全队老少男女就已在食堂前聚齐了，“吃食堂”一时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。
像陶秉坤这样的古稀之人，人民公社都不给派工，但他闲不下来，才歇了两天，腿就有些浮肿，一按一个白印。于是，他去公共食堂帮忙打杂，烧烧火，洗洗菜，收收餐票什么的。由于社员住得分散，饭开得拖沓，每天开得三餐饭来，用来干活的时间就不多了。陶秉坤看在眼里急在心中，一遇到有人挑剔自己钵里的饭菜比别人少，或者端着饭打打闹闹，忍不住就要呵斥：“有饭就快点吃，还做不做工夫噢？”别人就会反驳他：“你这老倌子好笑得很呵，我们又不是你家请的长工，真是屎不急屁急，吃了咸鱼操闲（咸）心！”
起初，食堂的菜是社员们从自家菜园摘了交来的，既然菜要交公，就没人用工余时间去种菜了，菜园日渐荒芜。玉山只好派人专门种菜。除此之外还要专门派人砍柴，食堂的两眼灶胃口大得很，每日至少要吞掉三担干柴。再加上食堂必需的管理人员，这样一来，全队的劳力就有三分之一用到后勤上去了。由于是集中劳动，上山下田的人看起来多，实际上比往日少。陶秉坤对此也是长吁短叹，有时就忍不住冲玉山叫：“这样下去没日子过的，人哄地皮，地哄肚皮，你这个队长也不想想办法！”玉山说：“队长有何用？不过是帮公社和大队传话的喇叭筒。你七老八十，该消停几天了，上级操心的事，你用不着去管，地是公社的地，人是公社的人，你急什么喽！”陶秉坤说：“我怎么不急？人是公社的，可肚皮是自己的呢！”
陶秉坤粗茶淡饭一辈子，从不知挑食，但儿媳秋莲的烹调手艺培养了他的味觉，食堂的大锅菜不是没炒透就是煮过了头，常令他皱眉。还有，食堂把吃饭变成了一种集体行为，使它失去了往日那种温馨的家庭气氛，这种众人匆忙咀嚼吞咽味道统一的饭食的场面，与其说是享受劳动成果，不如说是在进行某种劳作。总而言之，陶秉坤对食堂是一百个不顺眼。但是，他又不请自来，每天忙到天黑才回家去，似乎正是食堂的不顺眼吸引了他。
公社成立头一个月，给社员发了工资，全劳力两元，半劳力一元，钱虽不多，这破天荒的举动却让作田人欢呼雀跃了一阵子。可惜好景易逝，这是头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陶秉坤得了一块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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